第三部费里尼。导演本人曾试图否认片名与“我记得”的联系，而称此作呈现的影像并非“回忆”，而是“发明”，由此便引出了对费里尼这部后期作品以及观测其该阶段创作风格演化的更为提炼的角度：比起忠实的还原（记录），更像是在描绘（创作）故乡在他心中应有的模样；于是其马戏团情结在此有了空前自由的释放——无论三教九流、士农工商还是法西斯皆被以孩童般天真懵懂又连贯自然的视角镶入这幅如碎梦般易逝、又如乡愁般永恒的讽刺画中，在由亘古不变的四季变换和顺理成章的角色命运所营造的真实感的包裹下，统一传递出费里尼刚正的历史态度和对祖国人民一成不变的怜悯与关爱。即使“纯电影”作为一种无限接近梦境本质的艺术形式可视为费里尼悲观主义的一定体现，这场梦本身也依旧美丽，一如那伫立在夏雪中的孔雀。